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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蒙铁事典故

几位才情既高,品貌又佳的少女在大观园里搞累了赋诗的活儿,就想何不去填写词作来增添增添新鲜感?于是大家便因才女史湘云这“柳絮词”各自施展开了手脚,匆匆填写起来。跟平时逞才斗智的结果几乎一模一样,若论情感的悲凉和缠绵,那自然就没有人敢同黛玉一决高低的;而湘云之词也因情致妩媚被人称道。只是可惜得很,终生极爱赋诗填词的公子哥儿贾宝玉却又“落第”了。至于其中素以世俗眼光看问题并因此争得许多实惠的薛宝钗,她此次所填的词居然也被“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自然这首为尊……’”而薛氏这首词牌名为《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最为警策也最为令人欣赏的,应该还是该词的结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这令人歆羡不已的场景,即出现在《红楼梦》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事实上,薛宝钗这警句却也并不是她的自创,而是有所蓝本的。她所借鉴着的词作,也正属于同一词牌的宋人作品;只是这宋人《临江仙》还涉及一个令人甚受鼓舞的故事呢!

这故事的主人公,也就是如今籍贯山东高密的侯蒙(1054~1121)。这侯蒙先生后来的政绩可不简单,要知道,当年建议宋徽宗招降宋江并使之攻打方腊的主意就是他给出的;而他对徽宗皇帝就曾严肃地预告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平时若能做到心术端正的话,那蔡某人就肯定是一名亘古罕见的贤相了的(1)。诚然,侯先生还有其他方面可以称道的,比如他在地方上做官时为就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儿,这且按下不说;而他长得极为难看,却竟被人戏谑地称为“丑鬼”,亦即他属于那种一时半会儿难以结婚成家的主儿——却不无困扰着他了。但侯蒙却就是很能用功地去钻研着学问,对赋诗填词也颇感兴趣,并具有相当深湛的根柢。而侯蒙少年时便以聪明才智被人赞扬,但很不幸,他一连几次参加进士考试,居然都名落孙山了。这使得他不但内心受到难以形容的煎熬,而且还遭受到来自外部的各种冷嘲热讽。但侯蒙就是能挺得住,终于在他31岁那年,才算考取了当时也并不怎么了得的乡贡;只是他仍能以“聊胜于无”的心态,暂且用以自我解慰着。

然而,这世界上最不缺少的,大概就是那些既无聊又浅薄的俗人了。他们总爱在人家业已布满伤口的地方撒盐,来表明他们自己这庸俗的“高明”。那年春天,骀荡的江风在轻轻地吹拂着垂柳,又是一个放风筝的大好时光。跟大家一样,因读书有些倦怠了的侯蒙,就出来把自己手中的风筝放飞。而此时,那些原本极其无聊和浅薄的人竟又团团围住侯蒙,故意打趣着问他何时才能考取进士。忽然间,不知是谁在大喊了声:“你们快看,王五的风筝上还画上了侯秀才那亮丽的尊容呢!”

大家不由一阵哄笑起来;而侯蒙居然并不在乎王五这恶作剧,跟着大家一块儿大笑。同时,他从身边的小伙子手里要来了纸和笔,当场填写了他平生流传至今也就这么一阙的《临江仙》词(2),并把它赠给在场的人,让他们同时与之放飞。

近前一看,大家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侯秀才即席所填的是一阕《临江仙》词,其词曰: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3),一举入高 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 霄中!

默默地再次拜读着眼前侯蒙这首即兴而作的小令词,紧接着又端详了侯蒙一会儿,大家的神情便霎时严肃起来,乃至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他们再也不敢随便拿侯蒙逗乐儿,因为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侯秀才可未必就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春闱考试,侯蒙一举成名,考取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进士。而且尤为令人艳羡的,不到50岁时,亦即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他便做到了相当于现在民政部部长的户部尚书(4),为天下读书人争上了一口奋发自励的气儿。

阿袁按:(1) 以上具见《宋史·侯蒙传》。(2) 具见《全宋词》第一册最后一首。(3) 时,洪迈《夷坚甲志》、《全宋词》第一册等均作“风”,似可从;然据冯梦龙《情史》说,则又作“时”也。(4) 其后在大观四年(1110),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载,侯蒙还做到除同知枢密院事等高官。

——以上载录于阿袁(即陈忠远)《宋词故事》(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皎然茶道之父

1、他是茶文学的开创者,在茶诗方面也首开千古佳作之先河。

2、他是佛门茶事的集大成者。

3、他是最早进行实验茶场、实验室茶叶科学研究的倡导者、执行者、管理者。

4、他是“以茶代酒”,以茶为饮之风的积极推广者。

5、他是茶叶精神功能及价值开发的探路者。

6、他是茶圣陆羽的指导老师、兄长、笃友、物质保证者,是陆羽事业上合作交流的学术伙伴,也是陆羽科学探索的赞助者、策划者、组织者、批评者、宣传者,他是陆羽《茶经》系统工程的主要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

7、他是最早“品茗会”、“斗茶赛”、“诗茶会”的倡导者、组织者、策划者,“顾渚茶赛”“剡溪诗茶会”就是经典案例。

8、他是茶文化、茶道理念的集大成者、倡导者,也是“佛茶之风”、“佛禅茶道”的探路者。

一句话,他是中国茶道的创世者,开山之始祖,茶道之父,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代宗师!

皎然多才多艺,他不但对佛学、道学、茶事、茶理、茶道都有深刻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几百首的名篇佳作,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实在是一位难得的大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佛门高僧,他不为名不为利,他既不是那些不关心世事只管修炼的佛门僧侣,也不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改革家,又不是那些自我标榜埋头苦干的老黄牛……,他视名利为粪土,亦文亦僧、亦佛亦儒亦道、亦诗亦茶、亦隐亦游……亦师亦友、亦父亦子、亦兄亦弟……。像恩格斯支持马克思,并一起与马克思探讨共产主义一样,他无私地帮助了茶圣陆羽完成了世界茶叶史上的第一经典巨作——《茶经》。

皎然与陆羽堪称为中国茶道的双子星座:一个为茶道始祖,一个为茶道之神;一个为茶道之父,一个为茶道之母。用现代话我们可以归结为:皎然为茶道茶文化始祖、之父,陆羽为茶业、茶学之祖、之神;仅从茶道上看,我们也可以说皎然是茶道之父、始祖,陆羽则是茶道之神。

完颜璟历史评价

金章宗完颜璟在位二十年,上承世宗太平日久,国内小康,于是考正礼乐,修订刑法,制订官制,典章制度光彩夺目,成为一伐统治的典范。又多次向群臣询问漠宣帝综合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唐代考查官员的方法,实在想超过辽、宋而与汉、唐比肩,也可说是有志于治理国家的人了。

然而宠婢独揽朝政,继承人没有建立,疏远猜忌宗室,而传位授国又不得其人。

以前所谓维持巩固到久远,只是空文,而不能被后世子孙遵用一天,金源氏从此衰落了。

过去扬雄说遇:“秦的官员违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又违背了圣人的法度。”大概是有原因的吧。——《金史·章宗本纪》

《金史》:璟善书法,知音律,雅尚汉文化。

虞世南精通书法

虞世南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他的字用笔圆润,外柔内刚,结构疏朗,气韵秀健。传说唐太宗学书就是以虞世南为师。唐太宗常感到“戈”字难写。有一天,他写字时写到“戬(jian剪)”字,只写了“晋”的半边,让虞世南写另外半边的“戈”。写成以后,唐太宗让魏征来鉴赏,魏征看了说:“今窥(看的意思)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唐太宗赞叹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书法了。虞世南的代表作有《孔子庙堂碑》等。初唐的书法家继欧、虞之后的是褚遂良和薛稷。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慨叹地说:“世南死,没有人能够同我谈论书法了。”

时彦生平

时彦少年好学,读书不辍。中状元后,被授笠书颍州判官,入为秘书省正字,累官至集贤校理。绍圣中(1094—1098),迁左司员外郎。因出使辽国失职,被罢免。不久,官复集贤院校理,提点河东刑狱。蹇序辰出使辽国回来,弹劾时彦擅自接受辽国赏赐,匿而不报,使之又被罢官。徽宗即位(1101),召为吏部员外郎,擢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以直龙图阁为河东转运使,加集贤殿修撰,知广州,未及赴任,拜为吏部侍郎,徙户部,为开封府尹。当时,都城开封苦于盗贼横行,治安混乱,时彦强化治安,使开封城坊邑宁静,盗贼敛迹,监狱屡空。数月之后,迁工部尚书,进吏部。不久,病逝于任上。

严蕊介绍

南宋淳熙九年(1182),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严蕊、王惠等4人落籍,回黄岩与母居住。同年,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论及唐与严蕊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严蕊宁死不从,并道:“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料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此事朝野议论,震动孝宗,认为是“秀才争闲气”,将朱熹调任,转由岳飞后人岳霖任提点刑狱,释放严蕊,问其归宿。严蕊作《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判令从良,后被赵宋宗室纳为妾。词作多佚,仅存《如梦令》、《鹊桥仙》、《卜算子》3首。据此改编的戏剧《莫问奴归处》,久演不衰。

颜延之评述

在南朝宋时代,颜延之和谢灵运并称“颜谢”。“爰及宋氏,颜谢腾声”(《宋书。谢灵运传》),“颜谢重叶以文章”(《文心雕龙·时序》),“爰及江左,称彼颜谢”(裴子野《雕虫论》),从这些南朝人的评论都可以看出颜延之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事实上,颜与谢不能敌体,后来的评论家几乎没有异辞。不过,无论如何,颜延之总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本文试图探讨有关他生平和作品的几个问题。

生平

颜氏属于随晋室南渡的门阀之一,不过在高门大姓中地位较低,比不上王、谢、郗、庾这样的甲族。颜延之的曾祖颜含,是渡江颜氏的“始祖”,《晋书》有传。《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出自颜含这一支,晚于颜延之五世。颜之推《观我生赋》中提到,“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可见颜家一直住在建康。赋中又说侯景之乱以后,“经长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连”,自注:“长干,旧颜家巷。靖侯(颜含谥曰靖)以下七世坟茔,皆在白下。”《宋书》及《南史》本传并记其“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长干邻近秦淮河,在今天南京市中华门外,正好是“负郭”的地段。颜延之的少年时代可能是在颜家巷的老宅中度过的,其时颜氏已无显宦,所以就成了陋室陋巷。元嘉十年后罢官家居,据其《重释何衡阳达性论》“薄岁从事,躬敛山田。田家节隙,野老为俦,言止谷稼,务尽耕牧”这些话来看,大约在做官以后在郊区钟山一带又有别业。《宋书》本传说是“屏居里巷”,当然不如颜延之自己的话可靠。关于颜延之的出仕,《宋书》本传这样记载:

年三十,犹未婚。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穆之既与延之通家,又闻其美,将仕之,先欲相见,延之不往也。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以为行参军,因转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

《南史》所记大略相同,但略去为刘柳行参军、主薄一句。其实这一段记载是有问题的。刘柳在晋未曾为尚书仆射,《晋书》附其事迹于《刘乔传》,颇为简略,不过他做吴国内史的时间大体还是可以考定的。据《晋书。王凝之妻传》,那位著名的才女谢道韫,丈夫王凝之为孙恩所杀,寡居会稽,太守刘柳曾和她“谈议”。按,孙恩破会稽,王凝之被杀,事在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孙恩兵败被杀,事在安帝元兴元年(402)。所以刘柳在会稽任太守当在元兴年间。据《本书。谢瞻传》,谢瞻幼年父母双亡,为叔母刘氏所抚养。刘氏是刘柳的姐姐,“柳为吴郡,将姐俱行”。谢瞻跟随叔母到吴郡,为刘柳建威长史,不久转入刘裕幕中为镇军参军。刘裕为镇军参军的时间在元兴三年(404)至义熙二年(406),所以刘柳为吴国内史而兼太守的时间应当在元兴、义熙之间,而不能晚于义熙三年,因为《宋书.沈演之传》说沈十一岁为“尚书仆射刘柳”所赏识,据沈演之的年岁推算,当时正是义熙三年。综合以上几条证据可以推定,颜延之入仕为刘柳的行参军时在义熙初,时年二十三岁左右。从《宋书》本传行文看,似乎颜延之三十以后才出仕,这和刘柳的仕历相矛盾。

与庐陵王刘义真的交往是颜延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情串涉到谢灵运,其原委和经过我已在《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一文中作了详细论述(文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2期)。永初三年(422),刘裕病故,少帝刘义符继位,谢灵运于此年外放永嘉太守,成为徐羡之、傅亮的主要打击对象。颜延之当时被从宽发落,留在建康,但终于未能幸免。两年之后,即少帝景平二年(424),徐、傅又把颜延之外放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缪钺先生《颜延之年谱》系此事于永初三年,他认为:

《文选》六十颜延年《祭屈原文》云:“维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屿旧楚。”据此,则延之《祭屈原文》乃有宋五年所作;有宋五年,应为少帝景平二年,即文帝元嘉元年,延之贬始安太守亦应在景平二年矣。但细按之,则“有宋五年”之“五”乃“三”字之误,延之贬始安太守,道经湘中,为张邵作《祭屈原文》,皆永初三年事。

其理由是:一、谢灵运被贬在永初三年,颜延之被贬,“似不应迟至两年之后”;二、“建屿旧楚”,应当是张邵刚抵湘州的口气,张邵任刺史在永初三年。按,缪先生的疑问是有理由的,但不能由此就成为结论。颜、谢被贬时间不同,是因为谢的门第、身世、名望皆过于颜,所以作为“主犯”,对颜延之则是“以观后效”;而“建屿”一词相当于出守,不一定非是标志莅任之初。而更有力的反证则是颜延之自己的文章。《文选》卷五七录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宋书。索虏传》载,阳瓒战死,少帝下诏追赠为给事中,“文士颜延之为诔焉”。从文气上看,颜延之看到了少帝的抚恤诏令,“侧闻”,当是在朝的口气,从道理上说,建康文士很多,这篇诔文并没有必要让远在两千多里之外的颜延之去撰写。所以,景平元年颜延之尚在建康,这样,“有宋五年”之“五”也就不必怀疑了。

同谢灵运一样,颜延之的性格里有十分傲岸的一面。所不同的是,颜延之门第较低,政治上并不热衷躁进,立身处世则以佯狂掩盖狷介而又有和光同尘的一面。在当权者心目中,他不是一个带有很大危险性的人物,所以虽然屡经蹉跌,却仍然得保天年,富贵以终。

颜延之被贬始安,一则因为皇室内部权力之争的波及,二则也因为恃才傲物,引起了傅亮的嫉忌。《宋书》本传载:“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傅亮,其为人也小有才,《诗品》列入下品,称其“平美”,而且还是由于沈约在选本中选了他的诗才引起钟嵘的注意。他的创作成绩不能和颜延之相比,但官高权重,他就有条件把颜延之挤走。颜延之本人则并未因之改容折节。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徐羡之、傅亮被杀,颜、谢先后回到建康,颜延之和谢灵运依然有来往,而且“好酒疎诞”,因而又不为新的当权派彭城王刘义康和刘湛、殷景仁所喜欢。元嘉十一年(434)罢官家居,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在《庭诰》里反映得比较清楚。其后复出为御史中丞,“在任纵容,无所举奏”,则显然是思想上的转变见之于行动。到他的晚年,刘劭杀宋文帝自立,刘骏讨伐刘劭,檄文出自颜延之儿子颜竣的手笔。刘劭见到檄文,质问颜延之“言辞何至乃尔”,他回答“竣尚不顾老臣,何能为陛下”(《宋书》本传),后来又看到颜竣居功骄盈而斥其“出粪土之中,而升云霞之上,傲不可长,其能久乎”({南史》本传),这已经是在人生道路上屡遭颠顿之后的“见道之言”了。不过即使如此,颜延之耿介不合流俗的一面始终没有泯灭,还是“肆意直言,曾无遏隐”,“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如果用前人作比,谢灵运的性格近于嵇康,而颜延之则近于阮籍。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颜光禄集》的题辞中说:“颜延之饮酒袒歌,自云狂不可及……玩世如阮籍,善对如乐广。”《南史》本传记:“文帝尝召延之,传诏频不见,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醉醒乃见。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跃得巨酒。’何尚之嘲之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这种生活态度确乎十分近似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阮籍饮酒佯狂。

颜延之主要接受的是儒家传统。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下,他也信奉佛教,和一些著名的僧人来往。元嘉十二年,颜延之和何承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达性论》的争辩。何承天精于天文、历算等自然科学,倾向于唯物主义观点,以为天地人“三才同体,相须而成”,“人”不能等同于“众生”,在形神生死的问题上,则“有生必有死,形毙神散,犹春荣秋落”。颜延之不同意何承天的论点,两次致函何承天,反复辩论。当时与颜延之结成同盟的有著名的艺术家宗炳。这件事曾惊动了宋文帝,曾向何尚之、羊玄保表示他自己对佛经读得不多,“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接着他又提到范泰、谢灵运、颜延之、宗炳都能出入儒佛,颜延之驳斥《达性论》,宗炳非难《白黑论》,尤足给人以启发。“若使率土之滨,皆敦化此,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高僧传》卷七《慧严传》、《弘明集》卷十一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这段话,足以说明当时君主和某些上层人士提倡宗教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信仰。使人意外的是,当年曾和谢灵运、颜延之一起出入于庐陵王门下的僧人慧琳,却反戈一击,成为佛门的异端。他的《均善论》(即《白黑论》,见《宋书。夷蛮。天竺迦毗利国传》),指责佛教徒“大其言矣”,“所务之乖”,却同样得到宋文帝的信任。看来慧琳是一个“政治和尚”,宋文帝欣赏他的才学,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佛理上意见的分歧加上政治上的不满,颜延之与慧琳变友为敌,而且借酒批评了宋文帝,骂慧琳为“刑馀”之人,致使宋文帝为之变色。

作品

前面说过,颜、谢并称而实际上不能比肩齐足,这并不完全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在同时代有见识的批评中已经透露了消息。《南史》本传: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延之终身病之。

《诗品》“颜延之”条引此作汤惠休的评论,文字小有出入。凑巧的是的照和汤惠休也被人合称“休鲍”(《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以对颜、谢诗风所使用的同一形象的比喻,究竟是二人所见略同,还是一人引用了另一人的创见,已难于确定。附带说一下,刘宋时代几位大诗人陶、谢、鲍、颜,颜延之是惟一的和其他三位都有交往的人,而其他三位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颜延之和休、鲍的作品风格有很大差别,在“诗运转关”之际,颜偏于保守,休、鲍意在创新。《诗品》“齐惠休上人”条还记载颜延之“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意思是颜延之以牙还牙,鄙薄汤惠休的“委巷中歌谣”,也鄙薄了鲍照。

谢灵运和颜延之都重视雕琢刻镂,但谢灵运致力于自然形象的捕捉,景中融情,情中寓理,突破了玄言诗的束缚,使人眼目一新;颜延之则主要着意于用事和谋篇琢句,长处在于谨严厚重,短处则是缺乏生动自然的韵致,甚至流于艰涩。《诗品》“颜延之”条:

其源出于陆机。尚巧议,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诗品》中论诗人的源流,有的不易理解,但是说颜延之源出于陆机,却是深中窍隙的议论。钟嵘认为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五言诗中的排偶雕琢,到陆机而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晋崇尚清峻,不求华缛,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颜延之直接继承了太康诗风。颜延之和陆机同样具有规矩、典雅、华而不靡的特色,和永明以后的轻艳之风相比较,颜延之的诗“虽乖秀逸”而能古拙劲健,这就是钟嵘所以赞赏的原因。

颜延之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好用古事,所谓“铺锦列绣”或“错金镂采”都是指这一点而言的。作为汉语文学中修辞技巧的特征之一,属辞比事,本来是比兴的一个旁支,意在为作品增添色泽,但流弊所及,往往被用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情趣的贫乏。张戒《罗寒堂诗话》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由于刘宋初期诗文中属辞比事的技巧还不像后来那么成熟,颜延之本人也并不完全像钟嵘说的具有那么多的“风流文雅才”,相反,却是才不胜学,所以颜诗中用典往往显得拘束,滞塞。比如《赠王太常(僧达)》:

玉水记方流,璇源载圆折。蓄室每希声,虽秘犹彰彻。聆龙睬九泉,闻风窥丹穴。历听岂多工,唯然觏世哲。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耋。侧同幽人居,郊扉常昼闭。林间时晏开,亟回长者辙。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静惟浃群化,徂生入穷节。豫往诚欢歇,悲来非乐阕。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

全篇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但除了“幽人”以下六句还有一些诗味而外,正是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讥评的“拉杂而至,亦复何趣”。颜诗多庙堂应制之作,这些诗更需要典重的词语装点。像《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辞藻华丽,颇能反映“元嘉之治”的气象,以“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领起全诗,用典尚能贴切,所以李白在《春日陪王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中就写到了“延年献佳作,邈与佳人俱”;而《侍游蒜山》开头所写的“玄天高北列,日观临东冥。人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则和低矮的蒜山丁不相涉,纯属敷衍成文了。

颜诗中历来为人所称的是《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和《秋胡诗》。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取得胜利,十月,克复洛阳,这是东晋一代中对北方用兵最成功的一次。颜延之奉命到前线祝贺,《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两诗即作于此年冬天。

阴凤振凉野,飞云瞀穷天。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隐悯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蓬心既已矣,飞薄殊已然。(《北使洛》)

洛阳在东晋时期屡次失陷,朝廷已把它置之度外。现在一战而捷,得以收复,然而颜延之在奉使赴洛途中却没有欣喜之情,即目所见,中原残破,故国之思结合行役的艰辛,形成了悲凉沉重的气氛。全诗一气呵成,有异于其他一些诗篇的艰涩,在手法和情调上都近于陆机的《赴洛道中作》,甚至可以认为是有意的模仿。《还至梁城作》是此诗的姐妹篇,在以“故国多乔木”等六句抒发了黍离之感以后,诗人又以怀古伤时作结:

惟彼雍门事,吁嗟孟尝君。愚贱同堙灭,尊贵谁独闻。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

忧伤而终归于譬解,本来是诗文中的常套,但由于感情真挚强烈。所以读来并没有虚矫自饰、为文造情的感觉。《宋书》本传称这两首诗“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这两首诗情调悲凉而被时人誉为“藻丽”,可见这一概念和“锦绣”、“金玉”的比喻一样,含有工致、繁富的意思,不同于齐、梁以后的华靡。

《五君咏》突出反映了颜延之人格中的耿介和性格中的傲岸一面。元嘉十一年,刘湛、殷景仁不能容忍颜延之的耿直放诞,通过彭城王刘义康再次外放他为永嘉太守。这里正是十二年前谢灵运第一次被贬的地方,谢灵运在前一年刚刚被杀于广州,分明是以谢灵运的下场来暗示颜延之。颜延之极为愤慨,写作了《五君咏》,五首分咏阮步兵(籍)、嵇中散(康)、刘参军(伶)、阮始平(咸)、向常侍(秀),在“竹林七贤”中取五人而遗落贵显的山涛、王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宋书》本传说其中咏阮咸和咏刘伶的“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是作者自序,其实通观五篇,莫不是颜延之思想境界的自我写照,而尤以咏阮籍、嵇康的两首写得更加鲜明: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起句矫健,结句悲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六评此诗说“五篇别为新裁,其声坚苍,其旨超越,每于结句凄婉壮激,馀音诎然,千秋乃有此体。”语虽夸大,尚能近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五首诗都是五言八句,中间四句,排偶相对。这一现象也许出于偶然,不过它出现在永明新体诗之前五六十年,说明了已经有人在作这种格律规整的探索。这五首诗在后世被视为颜延之的代表作,有相当的影响。李白《酬王补阙》“鸾翮我先铩,龙性君莫驯”,显然是套用颜诗中的两句警句。

《秋胡诗》是一首叙事诗,叙鲁国人秋胡娶妻后几天就到陈国做官,五年后归家,见路旁有美妇人采桑,赠之以金,不受。回家,才发现美妇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妻子责以大义,然后投河自尽。这个故事与《陌上桑》有一致之处,从齐、梁开始,就有人把它们合二而一,例如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李白《陌上桑》:“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稍后于颜延之的丘巨源也作有《秋胡诗》,讥刺齐明帝萧鸾为吴兴太守时事,见《南齐书。文学传》。丘诗已佚,但既然语含讥刺,应当和调戏或霸占妇女有关。

诗分九章。第一章写秋胡娶妻的欢愉;第二章写夫妇别离;第三、四章写妻子对秋胡的思念,继承《诗.周南.卷耳》的手法,作设身处地之语;第五章写秋胡返家途中遇妇于桑下;第六章写赠金不受;第七章写返家见母见妻;第八章写妻子申言离居之苦;第九章写妻子责以大义。全诗章法谨严,布置稳贴,风格在严肃中显出婉转,足以体现《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延年之体裁明密”这一特色。作为大型的叙事诗,《秋胡诗》当然赶不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但在唐以前为数不多的叙事诗中,它也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颜诗中也有一些诗句轻快流丽,如“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侍游蒜山作》),“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直东宫答郑尚书道子》),“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也有一些诗句悲凉壮阔,如“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还至梁城作》),“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遗憾的是这些佳句数量并不多,而全篇的其他部分也往往不能相称。

颜诗典雅庄重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从现存的作品来看,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颜延之在散文和骈文上也有相当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据现存史料,他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作品录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祭屈原文》。颜和陶前后有两次晤面,交谊甚笃。这篇诔文是史料中第一篇有关陶渊明的文字,诔中“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熙秋阴”等语,都可以和陶诗印证。不过影响更大而写法.上又有特色的却是没有人《文选》的《庭诰》和《赭白马赋》。

《庭诰》意即家戒、家训。从刘邦《手敕太子文》、马援《戒兄子书》、郑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戒子》一直到明、清之际朱用纯(柏庐)《治家格言》,两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文体。这一类文章的目的都在于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于朴素中见出作者的真性情。颜延之在《庭诰》中谆谆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称达”的,“此其亚也”;如果“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这就是“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他甚至连生活中的小节都设想到了。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嵇康的《家戒》。两位诗人同样放诞任达,龙性难驯,不甘与浊世合污,然而又深知在世道上随处潜伏杀机,因此不希望子弟学样模仿,成为狂狷。这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此外,《庭诰》中还提出了对诗歌的某些看法,认为古诗中不见九言,是“声度阐诞,不协金石”,即不符合语言音节的自然规律;传为李陵的五言诗出于伪作,今天已成定论,最早提出怀疑的就是《庭诰》:“李陵众作,声杂不类,原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可见这些诗在晋、宋之际已经流传,尽管出于后人假托,但并非出于“齐、梁间小儿”之手。

《赭白马赋》作于元嘉十八年。赋中对马的形体、神态、速度有形象的描写:

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疾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绚练夐绝。“旦刷”两句,通过早晚在不同地点刷马、喂马,以显示这匹骏马一日之间的行程。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按前人写马之迅疾,辄揣称其驰骤之状,追风绝尘。(《全宋文》)卷三四谢庄《舞马赋》:“朝送曰于西版,夕归风于北都”,亦仍旧贯,增“朝”、“夕”为衬托。颜氏之“旦”、“昼”,犹“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写马之行路,祇写马之在厩,顾其历块过都,万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见而心喜。李《天马歌》:“鸡鸣刷燕晡秣越”,直取颜语;杜《骢马行》“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稍加点缀,而道出“趋”字,便落迹着相。(第四册1035页)

宋朝人王得臣在《尘史》中虽已注意到了《天马歌》、《骢马行》用《赭白马赋》的手法,但远不如钱说精博。除了《骢马行》以外,杜甫在《高都护骢马行》、《魏将军歌》、《瘦马行》等诗篇中也屡屡化用这篇赋中的词语,可见其影响之深。

若干年来,很少看到关于颜延之的研究文章,而这位作家确有其值得研究之处,因而写了如上不成熟的意见,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胡松年历史评价

松年平生不喜蓄财,不立异沽名,喜宾客,薪俸收入常不够支用。有人以为子孙计,劝其节用,松年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况俸禀,主上所以养老臣也。”又当时秦桧为相,士大夫出于自身安危考虑,多曲意阿附于他,只有松年鄙视秦桧,至死不与秦桧通一封书信。这些,都深得世人的高度赞誉。

刘义庆与《世说新语》

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后世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新语》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王国维治学三境界

1.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凤栖梧》(《蝶恋花》别称)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梁启超称此词“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这是借词喻事,与文学赏析已无交涉。王国维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无劳纠葛”。他以此词最后的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2.三种阶级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凤栖梧》,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三种境界”论出自晚清学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3.三境合一

“第一境界”原出自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王国维以这句话形容学海无涯,只有勇于登高远望者才能寻找到自己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不畏怕孤独寂寞,才能探索有成。

“第二境界”两句原出自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王国维以这句话比喻为了寻求真理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就是累瘦了也不觉得后悔。

“第三境界”原出自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王国维用这句话比喻经过长期的努力奋斗而无所收获,正值困惑难以解脱之际,突然获得成功的心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乃恍然间由失望到愿望达成的欣喜。

细细品味,真的为这三境地折服和感叹。若非曾经“独上高楼”远望“天涯路”,又怎能“为伊憔悴”而“衣带渐宽”呢?如非“终不悔”地苦苦追索,又怎能见得“灯火阑珊处”的美景呢?

今人常用这“三重境界”来解析爱情离合、仕途升迁、财运得失等等。大师的阐释与这俗世的轮回的确是不谋而和的。洞悉人生,爱情也罢,仕途也罢,财运也罢,所有成功的个案无非都是经历着三个过程:有了目标,欲追求之;追求的过程中有所羁绊,坚持不放弃;成败关键一刻,挺过来了,喜获丰收。而所有失败的个案大都是败在第二个环节上了。

凡人都可以从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却不是那么简单。成功人士果敢坚忍,不屈不挠,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凡人的成功。他们逾越的不仅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们自我的极限。成功后回望来路的人,才会明白另解这三重境界的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只是他29岁时所体会的学术、人生境界,没有描述他达到的最高境界。——王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