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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密州出猎评析

北宋时期,在辽和西夏贵族统治者的严重威胁下,作者希望能有为朝廷建功立业的机会。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乙卯(1075)苏轼知密州时与同官习射放猎后 写的,借“出猎”来表现“挽雕弓”、“射天狼”的豪情壮志。
上阕描绘打猎的壮阔场面,有声有色,气氛豪迈。起句“狂”字统摄全篇,用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烘染畋猎气氛。一“卷”字写出猎队武士乘马飞驰的勇 武气势。最后用《三国志》记载孙权乘马射虎的故事比况自己的英武有为。
下阕抒发由打猎激发起的胸襟抱负,叙事而抒怀。头三句紧承上文剖白自 我感情,接着用《史记_冯唐列传》所载冯唐谏汉文帝赦免云中太守魏尚之事,寄寓作者欲得朝廷重用的渴望,表现作者立功边陲的急切心情。结尾三句抒发壮 志豪情,点明词旨。全词一气贯注,表达了作者关心国家统一,反对外敌入侵的 思想愿望。
鉴赏启智
1.“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引用了—_的愿望。
2.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所写场面 _,可谓_派出色之作。

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八部分译文

赵弘智,洛州新安人。北魏车骑大将军赵肃的孙子。父亲赵玄轨,为隋朝陕州刺史。弘智早年丧母,以奉事父亲孝顺闻名。勤于治学,精通《三礼》、《史记》、《汉书》。隋朝大业年间,为司隶从事。武德初(618),大理卿郎楚之应诏命举荐他,授官詹事府主簿。曾参与修撰《六代史》。开始时即与秘书丞令狐德..、齐王文学袁郎等十多人共同撰写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后转任太子舍人。贞观年间,转任黄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因病出京为官任莱州刺史。弘智奉事哥哥弘安,如同侍奉父亲一样,所得到的俸禄都送到哥哥手中。到哥哥去世时,他悲哀得形销骨立超过礼仪。他侍奉寡嫂也很谨慎周到,抚养侄儿以慈爱著称。随即迁任太子右庶子。到东宫太子位被废时,获罪除名。不久起用为光州刺史。

永徽初(650),转任陈王师。高宗下令让弘智在百福殿讲授《孝经》,召来中书门下三品官及弘文馆学士、太学儒生,一道参与讲解经义。弘智阐发畅叙经义的通达幽微之言,备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庶人等五种人的孝行。学士们连续不断地进行问难,弘智则应答如流。高宗很高兴地说:“我很专心研习古代典籍,至于《孝经》,更是偏爱反复翻阅。而孝作为一种道德,加以弘扬的话,意义确实深远,所以说:‘以道德教化施加于百姓,作为治理天下的法典。’由此可知孝道所以重要的原因了。”并对弘智说:“应该概略地陈述孝经的要领,以辅助有所不及的地方。”弘智回答说:“从前皇帝有直言谏诤的臣子七人,虽然暴虐无德政而不失天下。小臣愚昧,愿意将此言进献皇上。”高宗很高兴,赐给他彩绢二百匹、名马一匹。不久转任国子祭酒,仍为崇贤馆学士。永徽四年(653)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谥号为宣。有文集二十卷。

裴守真,绛州稷山县人。北魏冀州刺史裴叔业六世孙。父亲裴腘,大业年间为淮南郡司户。适逢淮南郡人杨琳、田瓒依凭本郡造反,尽杀官吏,因为裴腘平素施行仁政,便互相告诫不许惊吓杀害他,还派人护送裴腘和他的妻子儿女回乡。贞观年间,官职做到赞阝县令。

裴守真幼年丧父,侍奉母亲极为孝顺,到母亲去世时,他因悲哀而骨瘦如柴,几乎不能忍受丧母的痛苦。他奉事寡居的姐姐以及兄长也很恭谨,所遵闺门礼法的情形,被士人朋友们推崇。开始时考中进士,后应制举考试入仕,转任乾封县县尉。碰到永淳初(682)关中遭遇大饥荒,守真把他的俸禄全部给了姐姐和众外甥。自己和妻子儿女则连粗粮糙米还填不饱肚子,却始终没有厌倦的意思。不久授官太常博士。

守真尤其善长礼仪之学,当时都认为他的才能很称职。高宗时封嵩山筑坛祭天。诏命礼官商议有关射杀牲畜的事宜,守真奏禀道:“根据《周礼》及《国语》来看,到郊外祭祀天地,古代确是天子亲自射杀祭祀用牲畜。汉武帝只封了泰山,他是命令侍中儒官射杀牲畜来祭天。至于其余的祭祀,也没有射杀牲畜的文字记载。只是君王亲自动手射杀牲畜,虽是古礼,长时间以来已简省废除了。据封禅祭祀天地的礼仪来看,天亮前三四个小时,宰人用有铃的鸾刀斩杀牲畜,待天亮时进行祭祀。等到皇帝的车驾到达祭祀地点,宰杀牲口的事已全部完毕,皇上只需用玉器祭奠,酌酒以献神罢了。如今若于祭祀前一天射杀牲畜,行事失之于过早;若祭祀那天才开始射牲,事情又有损于太晚。如果依照汉武帝的先例,就不是天子亲自射牲的礼仪,射牲的事不可行。”

又有《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部舞乐每次演奏时,皇帝都要面对着站立,守真对这事又议论道:“这两部舞乐开始兴起时,讴歌盛世长久百代相续,赞美六府三事功业的盛大辉煌,与万国民众之心相谐和。其意义与《韶》、《夏》之乐相同,兼用作接待宾客以及祭祀的礼仪,都是祖宗盛德,而子孙享用的意思。详细阅览各种传记,并没有皇帝君主站立观赏的礼节。何况帝王祭天上告成功这样的大事,中外人士毕集,全国民众仰望垂衣拱手而治的安康,外国使臣怀着向往朝拜天子的庆典。所有推行教化长育万物的事,没有什么不是神灵的功绩,岂能在乐舞方面,特别地表明严肃敬畏之意?我们这些臣子仔细商议过了,觉得演奏二部舞乐时,天皇不应当起立。”当时大家都同意守真的意见。恰逢高宗生病,事情就未能实行。及高宗去世,当时没有大行丧礼仪式,守真与同时的博士韦叔夏、辅抱素等人对过去的先例加以讨论创制一种丧礼仪式,当时人认为很符合于礼。

守真天授年间为司府丞,武则天特别任命他重新审理奉武则天诏命关押的犯人的案子,他坚持公平仁恕之心,前后上奏章免去数十人的罪行。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合则天旨意,他被贬为汴州司录,后转任成州刺史。守真施政不追求威严重刑,很被百姓官吏所喜爱。不久转任宁州刺史,成州人送他离任送出境的有数千人。守真长安年间(701~704)去世。

裴守真的儿子裴子余,侍奉继母以孝行闻名。考中明经科入仕,后补官..县县尉。当时他的同事李朝隐、程行谌都以写法令条文著称,子余独以文章学问知名。有人问雍州长史陈崇业,子余与朝隐、行谌谁优谁劣,崇业说:“好比春兰和秋菊,都不可偏废。”景龙年间(707~710),为左台监察御史。当时泾州、岐州二州有隋代番户的子孙数千家,司农卿赵履温上奏章,提出将他们全部没收为官户奴婢,用来做赏赐的人口,赏给位尊受宠幸的人。子余则认为因犯罪而没入官府服杂役的官户,受到皇帝恩泽遇赦宥才成为番户,这些人又是番户的子孙,不可贬抑为贱民,上奏章检举了这件事。开元初(713),转任冀州刺史,为政宽厚仁惠,百姓官吏都称赞他。后又任歧王府长史,加官银青光禄大夫。开元十四年(726)去世,谥号为孝。子余居官清廉宽简,与诸位兄弟相亲相爱。他兄弟六人,都有志向与操守。二弟巨卿,为卫尉卿;另一个弟弟耀卿,另外有传。

崔沔,京兆长安县人,北周陇州刺史崔士约的玄孙。先祖从博陵迁居陕西后,世代为望族。父亲崔皑,为库部员外郎、汝州长史。崔沔敦厚恭谨,口中从无二话,侍奉父母很孝顺,学问广博善于写文章。开始应制举考试时,对策高中。不久被落第的人援引议论,武则天就命令主考官重新考核,崔沔所回答的策问,比前次的更加精工,为天下第一,从此大为知名。后转任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县主簿。任职期满待调任迁官时,吏部侍郎岑羲非常赏识看重他,对人说:“这人是当今的郄诜。”特为上表举荐提拔为左补阙,后转任祠部员外郎。崔沔为人从容谦和,急遽间不能以言词自我表达,为官端直严肃,未曾屈从沮丧。

睿宗时,征召授官中书舍人。当时崔沔的母亲年老患病住在东都洛阳,崔沔不忍离母而去,坚决请求担任职务清简的闲官,以尽奉养母亲之责,因此改授虞部郎中。不久,授官检校御史中丞。其时监察御史宋宣远,依仗与卢怀慎的亲近,屡屡触犯刑法,崔沔加以检举揭发。还有姚崇的儿子光禄少卿姚彝,为东都留守,与宾客交往频繁,广为收受贿赂,崔沔又要审查这件事。姚崇、卢怀慎当时执掌政事,马上举荐崔沔有史才,转而授官著作郎,其实是夺去他的权柄。

开元七年(719),任太子左庶子。母亲去世,他悲哀瘦损超出礼仪,常在倚庐前接受吊唁,宾客不曾进入安放灵座牌位的房子里。他对人说:“生平并非至亲的人,未曾升堂入室谒见,岂能因生死存亡而改变礼节呢。”中书令张说屡次称赞并举荐他。为母服丧期满,授官中书侍郎。有人对崔沔说:“今日的中书省,都是宰相承奉宣谕拟订命令。侍郎虽然是中书省的副长官,却只是徒设职位而已,完全没有什么事。”崔沔说:“并非如此。设官分有不同职位,上下要互相配合,各申己见,才是成事之理。哪能驯服听命默默无闻而偷生,成为留恋官爵的人呢!”从此每当有拟订诏敕或其他官署里的事时,崔沔常有不同的意见,张说为此很不高兴。不久被贬为魏州刺史,后因考核政绩为第一,被征召回到朝廷,分工执掌吏部十铨事。因清廉正直,历任秘书监、太子宾客。

开元二十四年(736),诏命礼官议论增加祭祀用笾豆(竹编盛食礼器)数目以及服丧制度的法度准则。太常卿韦纟舀奏请增加宗庙的祭奠,每座灵位各增放到十二个笾豆。外祖父母的丧服加到服期九个月的大功服,舅氏的丧服加到服期五个月的小功服,为堂姨、堂舅、舅母服丧请袒衣免冠以示哀思。当时皇上又命令百官对韦纟舀的意见可行与否详加讨论。崔沔仔细地阐述了自己不同的主张。其时职方郎中韦述、户部郎中杨伯成、礼部员外郎杨冲昌、监门兵曹刘秩等人,也提出与崔沔相同的建议。不久又诏命中书门下省参照这些意见详加研究定夺。于是宗庙祭祀大典,每座灵位的笾豆数各加到六个,亲姨舅的丧服为五个月丧期的小功服,舅母丧服为服期三个月的缌麻服,堂姨丧服增至袒衣免冠以示哀思,其余的依照以前的定制,然后下诏施行。崔沔既善长于《仪礼》等礼经,朝廷每有疑惑难解的不同议论,都依靠他进行决断。开元二十七年(739)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追赠礼部尚书。

张琇,蒲州解县人。父亲张审素,为..州都督,呆在边境多年。后有人检举审素在军中有贪赃的罪行,诏命监察御史杨汪乘驿站车马急行赶往军中审查这件事。杨汪在路途中被张审素的同党所劫持,当着杨汪的面杀了检举的人,胁迫杨汪上奏章为张审素洗雪罪名。不久蒲州人反过来杀掉了审素的同党,杨汪才得以返回。到了益州,杨汪上书称张审素谋反,于是苛刻地审查张审素,构成他的罪行,把他杀了,抄没了他的家产入官。张 琇与哥哥张王皇,因年幼仅被罚流放岭南。不久两人分别逃回,长年隐藏起来。杨汪后来转任殿中侍御史,改名为万顷。

开元二十三年(735),张王皇、张 琇在京城守候到杨万顷,拔刀把他杀了。张王皇虽为年长的,而首谋及动手杀人,都是张琇干的。杀了杨万顷后,张琇把表状系在刀刃上,自己说明报仇的情况。然后逃跑,准备赶到江南,杀掉与杨万顷同谋罗织父亲罪名的人。走到汜水,被追捕的人所俘获。当时京城里的男女老少,都同情张 琇兄弟年纪幼小而行孝刚烈,能报父仇,多数认为应予怜悯宽恕。中书令张九龄也想让他们活下来。裴耀卿、李林甫坚持说:“国法不能纵容复仇。”皇帝同意这种意见,便对张九龄等人说:“复仇虽然为礼法所容许,杀了人也有刑法律令俱在。孝子的情意,守义而不顾性命,然国家设立法令,又哪能容忍杀人!杀了张 琇兄弟仍可成就他们复仇的志向,赦免他们就会有损刑法律令的庄严。然而民众喧哗议论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告示天下。”于是颁发诏敕道:“张王皇兄弟共同杀人,经推究审问已从实招供,法律有治罪条文,两人都各犯死罪。近来听说士大夫及百姓中,很有些喧哗议论,同情他们为父复仇,有的说本来所定治罪条文枉曲过分。然而国家设立法令,行事在于久长,是用以帮助人们的,希望制止杀人。各人都要表明为人子的心意,谁又不是遵守孝道的大丈夫,若如此反复不绝,互相杀戮哪有了结。皋陶做士大夫,法令在于必行;曾参杀人,也不可饶恕。对张 琇兄弟不宜施加酷刑处死,于市井上陈尸示众;而宜交河南府出告示加以处决。”

张王皇、张琇死后,百姓士大夫都怜悯伤悼他们,为他们写作哀祭文章,张贴在大路边。市民们为他们集资在他们被处死的地方修了一口义井,并把张王皇、张 琇安葬在洛阳市东北的北邙山上,又恐怕杨万顷家的人来掘墓,一起修了好几个疑惑人的坟墓。当时的人伤悼他们竟如此深情。

崔衍,左丞崔伦的儿子。继母李氏对崔衍不慈惠。崔衍做富平县尉时,崔伦出使到吐藩去,很长时间才回家,李氏穿着破衣服来见崔伦。崔伦问她怎么会这样,李氏声称:“从你出使吐蕃以后,崔衍就不供给衣食费用。”崔伦听后极为愤怒,召唤崔衍前来大加责骂,命令仆人把他推倒在地上,袒露他的上身,准备鞭打他。崔衍流着泪,始终不自行申辩。崔伦的弟弟崔殷,听说这种情况后赶紧前来,用身体遮蔽崔衍,木杖不能落下。崔殷随即大声说道:“崔衍每个月的俸钱都送到嫂嫂的手上,这些情况我知道,怎么还忍心说崔衍不供给衣食!”崔伦的怒气这才消解了。从此崔伦便不听李氏的谗言。到崔伦去世后,崔衍侍奉李氏更加恭谨。李氏所生的儿子崔..,常常借很多高利贷,却让债主拿着借据去找崔衍索取欠债款。崔衍每年都要为崔..偿还欠债,所以尽管他官做到了江州刺史,而妻子儿女的衣食用度没有宽裕过。

后来历任苏州、虢州二州刺史。虢州在陕州、华州之间,而赋税要比两州重好多倍。所收青苗钱,华州、陕州郊外亩产十成可拥有八成;而虢州郊外,常常要征收到十成里的七成。崔衍于是上书谈论这件事,当时裴延龄兼任度支,正极力聚敛钱财,便欺骗崔衍说前后的刺史都没有说到这点。崔衍又上书陈述本州民众困窘的情形道:“我所治理的地方多是山田,而且正当驿站传舍冲要之地,连年谷物欠收,民众流转离散严重。过去所定赋税数额,特望予以减免。我看到近来各郡谈论百姓中的事,都担心长官因循守旧,不为民众申诉请托,不务实,而不担心朝廷不予体恤解脱。只有因不说明真情而受谴责的,没有说明情况反而获罪的。陛下选拔为臣治理大郡,委派臣下抚恤疲困的民众,臣下所以不敢瞻前顾后而苟活自安,而敢于罄尽狂悖不明的见解,上书干犯圣上玉览。”皇上因崔衍言词事理恳切耿直,便特地敕命度支,命令他减少虢州的青苗钱。

转任宣州、歙州、池州观察使,政务简便,人们都很怀念他。他所选择的从事官员,多为名流。当时有地位的人对待宾客幕僚都很轻视傲慢,崔衍独加礼敬,他幕府中的人士,后来多显贵通达。贞元年间,天下人喜好进贡钱财以赢得君主的恩宠,因而极力征求聚敛,州郡都被搜刮殆尽,韦皋、刘赞、裴肃是其中为首的。刘赞死后崔衍代理了他的职务,崔衍虽然不能立即革除聚敛弊政,而他在宣州十年,很勤勉节俭,使得府库充盈。到穆赞代替崔衍为刺史时,宣州发生饥荒,于是拿出四十二万贯钱代缴了百姓的赋税,所以宣州人不至于四处流散。贞元二十一年(805),诏命加官工部尚书。

烛影摇红·赋德清县圃古红梅鉴赏

“德清县圃古红梅”,词人在其《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词中也提到过“但东阁、官梅清瘦”,可以互为参照。此系词人晚年重游德清之作。

“莓锁”两句。言德清县县圃内有株年代久远盘旋如虹入天的红梅树,树身上长满了斑剥的莓苔。由此,词人想起:我在绍兴城外稽山下禹王殿见到的正梁,恐怕就是这种梅树做的吧。“横斜”两句,叹梅树之无人赏识。言梅树栽在县圃中,无法使它像“疏影横斜水清浅”似的受到诗人们的赏识,满树花蕊似珠网般的遍布枝梢,却独自在县圃内放香,没有人前来欣赏。《贺新郎·为德清赵令君赋小垂虹》也说到:“东阁官梅清瘦”,喻清高落魄之人遭受冷落,这里也是一语双关,以梅喻人。“姑射”两句,赞红梅树。言其实这株古老的红梅树郁郁葱葱可以与姑射山上的仙树相媲美;其苍老的枝干仿佛可以化为虬龙,驾乘它去遥远的罗浮山。“姑射”,“罗浮”皆古之仙山名。“千年”三句,点题中一“古”字,并写梅树四周及远处景色。此言红梅树的树龄估计已经有“千年”之数,然而树木葱郁,青春犹存。梅树旁有一弯新月型的池塘,水面上苍苔青碧;黄昏时分,从树下眺望,隐约可看到墙外远处山上的小馆舍。

“花满”两句赞花。“花满河阳”句,用“晋潘岳为河阳县宰时,在县中遍植桃花,举世传为美谈”的典故。说是河阳县满城桃花,在红梅花的对比下,将黯然失色,自愧不如,羞得消失了它们的红颜色。“蒨”即红色。“云根”两句,以夸张手法誉树。言树旁流入小水池的溪流仿佛是从山上流下来的“银河”水,所以词人觉得这株老梅树恐怕就是仙人乘之而来后,被遗忘在这里的仙筏变成的。“雨外”两句,叹花遭残。言春雨潇潇树上的红梅花将会被淋去颜色,晴天转暖后又将落尽了残留在枝上的花萼。此虽自然规律,但由多情的词人看来,仍觉伤感。“倚阑”三句,呼应首句。此言词人倚栏凝望古梅树,突生遐想:如果梅树沾上了水,恐怕也会像禹庙梅梁那样化作虬龙,乘东风而飞逝吧。

卜算子·见也如何暮鉴赏

“见也如何暮。”起句即叹相见恨晚。“也”字,如闻叹惋之声。相见为何太晚呵!主人公是个中人,见也如何暮,其故自知,知而故叹,此正无理而妙。从此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恨,已足见其情意之重,相爱之挚矣。但亦见得其心情之枨触。此为何故?“别也如何遽。”又是一声长叹:相别又为何太匆忙呵!原来,主人公眼下正当离别。此句中如何,亦作为何解。叹恨为何仓促相别,则两人忘形尔汝,竟不觉光阴荏苒,转眼就要相别之情景,可不言而喻。

上句是言过去,此句正言现在。“别也应难见也难”,则是把过去之相见、现在之相别一笔挽合,并且暗示着将来难以重逢。相见则喜,相别则悲,其情本异。相见时难,相别亦难,此情则又相同。两用难字,挽合甚好,语意精辟。不过,相别之难,只缘两情之难舍难分,相见之难,则为的是人事错迕之不利。两用难字,意蕴不同,耐人寻味。

见也难之见字,一语双关,亦须体味。见,既指初见,也指重见,观上下文可知。初见诚为不易——“见也如何暮”。重见更为艰难——“后会无凭据”。后会无凭,关合起句“见也如何暮”,及上句“见也难”之语,可知此一爱情实有其终难如愿以偿的一番苦衷隐痛。主人公情好如此,而终难如愿以偿,其原因不在主观而在客观方面,也可想而知。

事实上,虽说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可是毕竟是此事古难全呵。上片叹恨相见何晚,是言过去,又叹相别何遽,是言现在,再叹后会无凭,则是言将来。在此一片叹惋声中,已道尽此一爱情过去现在未来之全部矣。且看词人他下片如何写。

“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写行人临去时心下犹豫。行人去也,可是又怎样去得了、舍得走呵!可是要“住”,即留下不去呢,情势所迫,又怎么能够?正是“住也应难去也难”。此句与上片同位句句法相同,亦是挽合之笔。句中两用难字,意蕴相同。而“别也应难见也难”之两用难字,则所指不同。此皆须细心体味。写临别之情,此已至其极。

然而,结句仍写此情,加倍写之,笔力始终不懈。“此际难分付。”此际正谓当下临别之际。分付训发落,宋人口语。难分付,犹言不好办。多情自古伤离别,而临别之际最伤心。此时此刻,唯有徒唤奈何而已。词情在高潮,戛然而止,余音却在绕梁,三日不绝!

夜游宫·春语莺迷翠柳鉴赏

“春语”两句,述近远春景。此言春天里室外天气晴好,鸟语花香,黄莺儿在柳丝间不时穿翔。只见远郊有一股孤烟冉冉上升,将山山水水分别割成两半画面。“寒压”四句,室中人的感受。“拕”同“拖”。此言寒气透过绣花拖地的棉门帘不断地向他袭来,使他感受到室外的春寒料峭。袖中虽然笼着燃着香料的手炉,但是他还是希望春风能将手炉吹得旺些,更旺些。一样的春景,室外明媚,室内阴郁,此系词人心境所致也。

“花讯”三句。言词人见到春花催发,就引起了他旧日的一段相思情。然而如今他却只是孤身一人,所以闲极无聊得难捱这早春的清昼。为了冲淡那春的引诱,情的煎熬,他只能以酒销愁,“一醉万事休”。“玉痕销”三句,紧接上句。言在他将醉未醉之时,朦胧中见到了室外有白色的梨花瓣飘落在地下,使他顿时觉得梨花要比梅花显得更为清瘦、更为可怜。此非花可怜,实乃人可怜也。

塞上曲·其一鉴赏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复入塞,处处黄芦草。”这四句写边塞秋景,无限肃杀悲凉,寒蝉、桑林、萧关、边塞、秋草都是中围古代诗歌意象里悲情的代名词,诗歌开篇刻意描写肃杀的秋景是为后来的反战主题作背景和情感上的铺垫。写戍边征人,寄寓深切同情。“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与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可谓英雄所见,异曲同工,感人至深。幽州和并州都是唐代边塞之地,也是许多读书人“功名只向马上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追逐名利的地方。然而,诗人从这些满怀宏图大志的年轻人身上看到的却是“皆共沙尘老”的无奈结局。末两句,以对比作结,通过对自恃勇武,炫耀紫骝善于驰骋,耀武扬威地游荡,甚至惹是生非而扰民的所谓游侠的讽刺,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于战争的厌恶,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前面讲的幽并客的时候,作者还没有什么贬意,字里行间里还隐约可见对于献身沙场壮士的惋惜之情。用“游侠儿”来形容那些只知道夸耀自己养有良马的市井无赖,作者的反战情绪有了更深层次的表达。

此诗写边塞秋景,有慷慨悲凉的建安遗韵;写戍边征人,又有汉乐府直抒胸臆的哀怨之情;讽喻市井游侠,又让人看到了唐代锦衣少年的浮夸风气。

班固一生之敌

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在史学界,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班马”或“马班”;在文学界,他又与扬雄、张衡一起被称为“班扬”、“班张”,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班马”。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却不与之同时。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没有对手吗?

其实不然。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傅毅就是其一。两人本是太学同学,经历也极为相似,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交锋”。因此,把两人称作“一生之敌”,并不为过。

据陈其泰先生考证,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与傅毅成为同学。从《后汉书·崔骃传》中崔骃“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不无依据。当时,班、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

后来,由于要为父守丧,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回老家居忧。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以“私改国史”的罪名被逮至洛阳,后被汉明帝赦免,除兰台令史,作《世祖本纪》。之后,班固[3]迁为郎,典校秘书,“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这样,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不过,这时的班固,地位已在傅毅之上。据《后汉书·刘复传》记载,刘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对此,《后汉书·傅毅传》作了如实的记载:“(傅)毅以显宗(即汉明帝)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看来,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

永平十七年,汉明帝召班固、傅毅、贾逵等人诣云龙门,问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因编纂《汉书》而对《史记》了如指掌,班固自然大胜。他率先回答,说赞语中引用贾谊《过秦篇》的“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绝也”一句是不对的,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

又据《论衡》记载:“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班固、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这次,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平分秋色。

汉明帝时班固曾作《两都赋》,傅毅也作了《洛都赋》、《反都赋》,反对迁都长安,无形中也构成一次“较量”。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较量”的确切时间,只是班固在《两都赋》中说到,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以备制度”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不过,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同样背景的创作,为确定这次“较量”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后汉书·王景传》记载:“建初七年(82),(王景)迁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明年,迁庐江太守……卒于官。”

王景历仕汉明帝、汉章帝两朝。而据《后汉书》记载,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85),当时汉章帝正好“改庐江为六安国”。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所以,《金人论》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两都赋》、《洛都赋》、《反都赋》亦然。

从后世评价来看,《两都赋》被选为《文选》首篇,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而《洛都赋》和《反都赋》则少有人知,当逊色不少。这样,三次“较量”中班固两胜一平,占尽上风。

汉章帝即位后,召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又成了同事。这时,傅毅“作《显宗颂》十篇,由是文雅显于朝廷”。傅毅名声大振,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于是,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引出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千古话题。

实际上,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却是世人交口称誉,与班固不相上下。《论衡》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是以兰台之史,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名香文美。”所以,曹丕说:“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斯不自见之患也。”

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为了“通讽谕”、“尽忠孝”,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傅玄在《连珠序》中就记载了“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连珠)”的事,可惜傅毅的连珠诗今已不存,无法比较。

汉章帝建初三年,马防拜车骑将军,请傅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直到建初八年,马防被免,傅毅才免官归家。在这期间,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任车骑将军,请傅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不久,窦宪升大将军,又以傅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至此,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均作《北征颂》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而在现存作品中,班固还有《竹扇赋》、《白绮扇赋》,傅毅也有《扇赋》,或为同时之作。

在幕府中,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他们的同学崔骃则因屡次劝谏窦宪无效而离开了。不久,傅毅去世,班固也在永元四年,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死在狱中。(作者:关小彬)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鉴赏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南齐书·列传·卷四十八译文

袁彖字伟才,陈郡阳夏人。祖父袁洵是吴郡太守。父亲袁觊是武陵太守。袁彖年轻时便有风采气度,喜好写文章和谈论玄理。被举荐为秀才,各王府要择取他为参军,他不肯就任。袁觊临终时写给兄长袁颢的信中说:“史公文才学识可嘉,完全能够使祖宗基业繁盛起来。”史公是袁彖的小名。袁彖守父丧还未满三年,袁颉便在雍州起事被杀,宋明帝将袁颢的尸体抛进长江中,不允许家人收殓安葬。袁彖便与原先的一位仆人改穿平民服装,偷偷地去寻找尸体,找了四十多天才找到,于是便亲自背土,将袁颢秘密地埋葬在石头城的后山岗上。他身边一直藏着伯父的文集,从没有离过身。明帝驾崩以后,才将袁颢改葬。袁彖的堂叔司徒袁粲、岳父征西将军蔡兴宗都很器重他。

后来,袁彖官拜安成王征虏参军,主簿,尚书殿中郎,又出任庐陵内史,豫州治中,齐太祖的太傅相国主簿,秘书丞。当时,对历朝国史进行评议,辨正是非得失。檀超认为,《天文志》记载星象及其位置次序,《五行志》记录当时的祥瑞灾异,二《志》所载的事实及用途都有差别,日食是一种灾异,应当放进《五行志》中。檀超又想立处士传。袁彖蜕:“衹有那些与国家大业有关联的起过作用的人物,才能够在国史中记录其姓名事迹。现今那些孤栖隐遁之士,排斥帝王,欺凌将相,这是偏颇特立的行为,不能够助长这种风气,改变社会风俗,所以司马迁的《史记》没有为之立传,班固的《汉书》也没有将他们编写进去。如果确有一些好的行迹,无法舍弃省略的话,那也应当把他们的姓名业绩,附录在别的篇章中。”

朝廷调任袁彖为始兴王府友,他坚决推辞不去。齐太祖派吏部尚书何戢向他宣布旨意命他就职。后升为中书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书兼御史中丞。转官为黄门郎,照旧兼御史中丞。因弹劾谢超宗的奏章模棱两可,被罢免官职。不久袁彖又补为安西谘议、南平内史。任黄门郎,但没有正式拜授,仍调任为长史、南郡内史,暂时代理荆州刺史的职务。回京后任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又出任冠军将军、监吴兴郡事。

袁彖性格刚强,曾经用寓意深远的言辞触犯了齐世祖,又与王晏不和。齐世祖在别殿用金柄刀切瓜,王晏在旁边说:“外面流传着金刀(刘)的说法,恐怕不适宜用这种东西。”齐世祖很惊讶,追问事情的根源。王晏说:“这是袁彖告诉我的。”世祖对此大怒,怀恨在心,很久都不得消释。袁彖在郡任职,因预支了俸禄钱,被罢免官职交给束冶县处治。后齐世祖游孙陵,望着东冶县说:“那裹有一位很高贵的囚犯。”过了几天,齐世祖与朝臣们一起巡幸到东冶,对府库实行了检查,举行宴会时,顺便赏给囚徒们一些酒肉,敕命召见袁彖与他交谈,第二天便释放了他。不久袁彖便以平民身份暂时代行南徐州事务,后任司徒谘议,卫军长史,升为侍中。

袁彖体态肥胖,与众不同。每次跟随齐世祖到郊外去射野鸡,都要让好几个人相帮着扶持,才能徒步行走。他幼年时母亲便去世了,由伯母王氏抚养他,后来他侍奉王氏如同亲生母亲。他的妻子也很有孝心。袁彖在隆昌元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谧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祖父孔道隆位居侍中。父亲孔灵产,在泰始年间,被罢免了晋安太守的官职。他有退隐的念头,在区差量设立馆舍,精心诚笃地信奉道教。每逢吉日,便在静室中向四面朝拜,而且泪流如雨。东行去京师,路过钱塘北城,便在船上对着杜子恭的墓遥相朝拜。自此以后一直到京都,他都是面朝束坐着,不敢稍微侧面或背向东方。宋无徽年间,他任中散、太中大夫。他比较能知晓星象,喜好方术。齐太祖辅佐宋政时,沈攸之起兵,孔灵产秘密地告诉齐太祖说:“沈攸之兵势虽然很强盛,但从天时术数来看,他不会有大的作为。”齐太祖要证实他的话,提拔他做光禄大夫。用大竹筐装着孔灵产抬上灵台,命令他以天象变化来占卜,并送给他白羽扇、素隐几,说:“你喜爱古代的事物,所以就赠送几件古物给你。”

孔稚珪年轻时便涉猎各种学术学问,有很高的声誉。太守王僧虔见了他很是器重,用他作主簿。州府又推举他为秀才。初任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转官为尚书殿中郎。齐太祖萧道成任骠骑将军时,认为孔稚珪很会写文章,所以录用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一道掌管各种公文的草拟。又升任为正员郎,中书郎,尚书左丞。由于为父亲服丧而辞去官职,与兄长孔仲智回乡居住在父亲的山房中。孔仲智的小妾李氏性格骄横嫉妒,不讲礼节,孔稚珪告诉太守王敬则把她杀掉。丧服期满,孔稚珪任司徒从事中郎,州治中,别驾,从事史,本郡中正。

永明七年,孔延珪转官为骁骑将军,又兼领左丞。升为黄门郎,照旧领左丞。调任太子中庶子,廷尉。江束之地一直承用晋朝张斐、杜预所注的律法二十卷。齐世祖很留心于律法条令,好几次亲自审讯囚犯,他诏命狱官对旧注详加考订。早在永明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撞便编写好律法上奏,说:“我探究了《晋律》,它文辞简约,内容仅是些法律纲要,由于条文过于质朴,难以正确地判断解释。张斐与杜预即使注解同一章节,其取舍也常常不相同。从晋朝泰始年间以来,只好参考选用。这样一来,官吏们便可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百姓们心怀不满,产生怨恨。所以王温舒上奏的辞章缺少律令的依据,便引发了缝堡凰攰的慷慨叹息。天命革新,国运远超前王,陛下继兴,开创辉煌的帝业。大禹看见囚徒,下车讯问后而感伤,是表示君主行仁政的恻隐之心,那满堂悲痛的人们,是希望获得圣上的怜悯。陛下发出了仁德的声音,要删节订正刑法律令,敕命我汇集选定张斐、杜预二家的注释。于是我便磨砺我愚蒙的眼光使它变得锐利一些,竭尽心力详细编撰,删削掉繁杂不妥的,收录公允得体的。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对于二家注释不同,但意义都比较完备的,取用了一百零七条。对于二家注释相同的,取用了一百零三条。将这些汇集成书,总共有一千七百三十二条,分为二十卷。请交付外廷详加校订,挑剔出错误来。”齐世祖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让尚书令、仆射及六曹尚书等八座公卿共同评议,考证旧注。对于同一罪名处罚有轻重不同的地方,竟陵王萧子良主张,大多数取用从轻发落的条款。其中如果有朝议不能决断的地方,则请皇上下旨决定。

到永明九年,孔稚珪上表说:我听说制造万物的匠人是以绳墨作为标准的,统治大国的君主应当以法理作为根本。因此古代的圣明君王,临朝思治,远远地防止邪恶的产生,深切地杜绝邪恶的蔓延,无不凭藉法律来教化百姓,明定刑赏来收取功效。陛下顺应天象运行的次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天地再造,日月重光,断裂的五礼又被缝合,散乱的六乐又被连接在一起。于是发布仁德之音,颁布明诏,降下体恤民情、用刑慎而不滥的条文,重申必须郑重处理诉讼,不得轻率判罚的典章,敕命臣等与公卿八座共同删注法律。臣等谨奉圣旨,咨询了司徒萧子良,接受了成规,创立了条文体例。让我兼监宋躬、兼平王植等人一同抄录编撰法律条文的异同,并确定取舍。然后经过八座公卿的详细讨论,由大司马萧嶷最后裁决。其中有些重大的条款,众臣对它的讨论出现很大的分歧,则由陛下观览后作最终的决断。这样才寓成了《律文》二十卷,《录叙》一卷,共二十一卷。现在把它上奏给陛下,请交付给外廷实施采用,并向全国宣告。

我又听老子、孔子说过:“古时处理诉讼的人,追求的是如何使被讼者活着;现在判断诉讼的人,追求的是怎样把他杀掉。”“与其滥杀无辜,还不如让罪犯漏网。”这就是说,判断诉讼这一职责,自古以来就是很难担负的。现在法律条文虽已制定,但还必须认真执行它;如果执行得不公正,则与没有法律是一样的。法律文书非常精细,条文简要例案很多,有些看起来相似而实际上有抵触,执行起来便容易混乱。一旦违背了其根本大纲,就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狱吏不很明白,已经发生了很多错误,监察人员又不学习法律,也无法断明,那样律法书衹是白白地陈放在书套之中,而狱内已到处是冤魂了。现在全国各州郡县有一千多所监狱,假如一座监狱一年冤死一个人,那么一年之中,全国便会有一千多人冤死。遭冤枉受荼毒而死,就会冲犯祥和之气,这是圣上所急需考虑的,不可不防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又不仅仅是狱官的过错,各位州郡县的主管官员,也往往会使法纪混乱。或倚仗着军功余威,或凭藉为官的资格老年限长,态度蛮横,气势汹汹,心狠手辣,残忍地草营生灵,贪婪地侵吞民物,伤天害理地摧残性命,歪曲事实强加给人罪名,冤狱的兴起,就是由这些人所引发的。狱吏即使良善,也不能有所作为。所以束海孝妇冤死于远地,使于定国大哭于边城。陛下即使想要赦免他们,但他们已血溅九泉之下了。

探究古代的著名人物,大多有法律方面的学问。所以张释之、于定国都声名光耀于汉朝;钟繇、高柔的业绩辉映在魏国。现在的读书人都不肯学习法律,即使有懂得法律知识的,也被世人所轻视。遣实在是因为即使勤奋学习多年,不但得不到一点奖赏,反而被乡里人所讥笑。恐怕这些法律文书将会永远落入那些贱役者手中了。现在如果对学习法律者大加奖赏,以鼓励劝导人们都来学习法律,并用法律知识来考楼官员,教育官宦贵族的子弟;选拔精通法律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成绩优良的出任地方长官。无论是方面大员,还是郡县官吏,都从懂得法律、有断狱才能的人中选拔,那么皋繇施政的谋略便可轻易地实现,杜预、郑众的业绩,也很快能够繁盛光大。此后,奸邪之人难逃刑律的惩罚,凶恶之吏也不能徇私舞弊了,这样政治的协调就像身手相驱动,弓弦与箭栝紧密相扣了。

我才疏学浅,却执掌审理刑狱的重任.陛下发自内心,担忧怜悯百姓身陷刑网,朝廷承受圣训,要体家人民的疾苦。我因此远述历代吏治之事,上奏给陛下。我所奏的这些,如果承蒙陛下认可,便应当写进条律之中。国学要依照《五经》博士的惯例,设置教授律学的助教,太学生想要就读者,策试要超过一般的科举,及第合格者,立即提拔任用,使他们身居执法者的职位,以此来鼓励读书人攻读律学。

诏书答覆说听从孔稚珪的建议,但最终却没有施行。

转官为御史中丞,迁骠骑长史,辅国将军。建武初年,又调任冠军将军、平西长史、南郡太守。孔稚珪因为北魏连年来不断南侵,征战不止,百姓死伤很多。于是上表说:匈奴为中原祸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考察三代、两漠对付的策略,无论是斗智斗勇,还是讲权宜奇变,从大要上讲,无非是二种途径而已。一是铁马金戈,风驰电扫,扬威于沙漠;二是轻车简从,派官员出使虏庭,修好讲和。衹要对比斟出一下,二者的优劣便可看得很清楚。现今的发高论者,都认为大丈夫气概以居于人下为耻辱,何况我朝上国天威。怎可先向北虏屈服?我们吴楚之地有强劲勇猛、装备精良的士兵百万之众,要去斩杀那如鲸鱿般凶狠之敌,哪次出击不是让他们粉身碎骨?请求和议,显示软弱,不是国家大计。我认为,戎狄之人性似野兽,原本不属于人类。他们说话像鸥蹲踞似狼,分不清喜怒哀乐;眼睛像蜂四肢似蝎,谈不上美貌丑恶。衹应当用高深的权谋去战胜他们制伏他们,以蟊贼看待他们,对他们宽宏大度。怎能够放任无穷的忿恨,爆发如雷电般的怒火,抛弃无数苍生的性命,去争如虫鸟一样小小的意气。即使百战百胜,也不足以称雄于天下,而横尸千里,对我国更是毫无益处。而且戎狄之人众多,像蚂蚁蜂类那样聚合,像马足兽毛那样密集,穷追猛打也诛杀不尽,很难和他们竞争。汉高祖扬威于天下,也曾陷入被匈奴围困在白登的窘迫境地;汉文帝国家充实刑政清明,多次受到匈奴的侵扰欺凌,也衹委曲地采取守势;漠宣帝对匈奴羌人采取安抚招降的政策,使边境安静,.连朔方之马都不受惊吓;汉光武帝言辞谦卑,赐以厚礼,与匈奴讲和,所以边塞没有战争烟尘。这两汉四位皇帝,英明拯济中原,输送宝物,派遣宗族女子,舆匈奴通好和亲,用长鞭驾驭着远方狄戎,给后世子孙托福。难道他们都不想征战?是因为爱惜百姓的生命啊。衹有汉武帝凭藉着五世基业的资本,继承了天下的财富,心性骄傲,奢望过度,大肆征伐匈奴。于是便连年用兵,转战千里,长驱沙漠瀚海,饮马于龙城,虽然斩杀俘获了匈奴的名王,赶跑了凶恶的羯人,但汉朝的士卒也损失了十分之九。所以卫青、霍去病出征关外,有上千支部队不能回返;贰师将军李广率兵进沙漠,有上百支部队投降敌人。前有李广战败于阵前,后有李陵迫降于敌营,至于其余奔逃败北之人,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使得国库空虚,人口减半,喜欢战争,其功利又在哪裹战不如和,其结果相差多么远啊!

自从西朝纲纪毁坏,东晋南迁,群胡差狄,纷纷扰乱横暴于中原,使祖宗陵庙荆棘丛生,豺狼虎豹在宫廷咆哮,山川被颠倒翻覆,人民遭受荼毒,肝脑涂地,局势动荡不安、急迫危险,是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那时的得失状况,这襄省略不再陈述。近至宋朝元嘉年间,多年没有战事,不料元嘉末年,不白量力,又向强敌挑起战争。于是一座座城池被倾覆,改属敌人,北魏之兵饮马长江,青州、徐州之地,人民流离散失,衹剩草木了。齐建元初期,还有胡虏侵犯边塞,自永明年开始,又通结和好,十多年来,边境暂时安静无事。

陛下再造帝业,登上皇位,声威如雷贯宇宙,势镇山河。但敌虏像苟延残喘的大猪长蛇,未遭刀剑的屠宰,还在窥伺着边地。战争烽烟不息,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去年虫灾,使樊城、汉中一带,大受损害,今年这虫灾更是到处蔓延不止。兴兵十万,每曰花费在千金以上,五年的费用加在一起,怎么能计算得清。陛下何必吝惜,衹消派一位使者,带着价值百金的礼物,简略的诏书,去诱使凶顽的敌人讲和,使关河边塞能够休养生息,保全百姓,积蓄精锐,以等待敌虏自我衰败之时,再图进取。我的计策如果施行成功,那就是非凡的幸运福气了;如果敌虏不肯听命讲和,也衹不过像战时损失一小队人马而已。或许有人会说“派出使臣而敌方不接受和谈,那就是辱没了使命”。大凡胸怀天下,以四海为己任的人,是不会去计较微小的耻辱,顾全小节的。一座城池陷入敌手,尚且不值得惋惜;一位使臣不回来,又有什么惭愧的?况且我用权变之计谋取重大的利益,是按照自己的策略行事,怎么能认为这是耻辱?这就像尺蠖虫一样,先屈而后伸,屈是为了求得伸。我并不是说派遣使臣就一定能够取得和议,但总会有可以讲和的道理;这就好像战争不一定能取胜,但总会有取胜的机会一样啊。现在应当早早地派出大军,大大地扩张兵力威势,西从岷山、峨嵋,束到沿海地区,征集犀甲、楼船等各种军备物资。使得自青州至豫州,我们的侦察骑兵像繁星一样密布,沿着畏江至汉水,我们的阵地像云一样遮盖万里。据守险要,断其粮道,以挫其锐气,使它失魂丧胆;多设疑兵,把阵地修建得像金城汤池那样坚固,使他们智穷力竭,无计可施。然后颁发真诚的诏书,派一名能言善辩的使者,带着厚重的礼物,驾车前去。向他们陈述吉凶祸福。北魏人生性贪婪,喜欢奇货异实,一方面畏惧我们的威势,一方面又贪图我们的贿赂,既畏威又喜赂,所以必定愿意讲和。陛下采用我的表奏,施行我谋划的计策,何愁玉门关下,没有叩关要求通好的胡人呢?那些主战的人说得是那么地恳切,我主和似嫌迂阔。希望陛下考察二种途径的利害得失,所花费的人力物力各是多少,以陛下圣智之明玄思之妙,定能明显地作出判断.我上奏的这些意见,希望陛卜能下达到朝廷台省,使这些中央重臣们一同参与商议。我承蒙陛下的特别恩遇,奉命辅佐方镇大员,因此才敢放任自己的愚忠耿直,从千里之外奏上章表。

齐明帝没有采纳孔稚珪的意见。征聘他为侍中,不成,仍留任原职。

孔稚珪风度气韵清静疏阔,爱好文学歌咏,能饮七八斗酒。与表兄张融情趣相投,又与琅邪人工思远、龃人锤及伺墨的弟弟何胤都是交情深厚的朋友。他不喜欢操心时务,居住的宅院裹建造了很多假山池塘,常常独自一人倚靠在小桌旁饮酒,而不管身边的杂事。庭院中野草丛生也不修剪,经常有青蛙的叫声。有人间他说:“你想做速董吗?”孔坦主笑着说:“我把这些青蛙的岛叫当作是两部鼓吹乐,何必期望去仿效陈仲举。”

东昏侯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转迁为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永元三年,孔稚珪得了重病,东昏侯要斥退他,于是便用卧车载着让他走,因此加剧了病情,于是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

刘绘字士章,彭城人,是太常卿刘毯的弟弟。父亲刘劻,是宋末的权贵,家中有很多客人来拜访,他让刘绘和他们交谈,应答很流畅。刘劻高兴地说:“你如果穿着礼服站立在朝廷上,就可以和贵宾交谈了。”初任著作郎,齐太祖的太尉行参军。太祖见到他而赞叹说:“刘劻没有死啊。”

豫章王萧嶷任江州刺史,以刘绘作左军主簿。跟随他镇守江陵,又调任镇西外兵曹参军,骠骑主簿。刘绘聪明机警有文思,善于隶书,多次被萧嶷召去,受到奖赏。他回答问题文辞华美思路敏捷,受到的恩遇在同僚之中,没有谁能比得上他。琅邪人王翔为功曹,因为有为官的才能而受到进用。萧嶷对同僚官佐们说:“我虽不能够继承取得陈蕃那么大的名声,但属下也还有二匹良骥啊。”刘绘又任司空记室录事,转任太子洗马,大司马谘议,兼领绿事。当时,豫章王萧嶷与文惠太子因为辈分不同,舆论认为束宫与朝府间各存疑心,于是刘绘苦苦请求出任外官,被命为南康相。治理郡事的空暇时间,他便专心讲学。皇帝近侍陈洪请假探亲从南方回到京城,武帝问刘绘在郡中干些什么?停了一会儿武帝又说:“南康郡是三州咽喉要道,应当让干练的人才去治理,怎么可以让一位年纪鞋好讲学的人去担任逭一职务呢?”召回刘绘,任安陆王护军司马,调任中书郎,掌管诏诰。朝廷敕命辅助国子祭酒何胤整理编撰礼仪。

永明末年,京都的读书人盛典写文章、谈吐议论,都聚集在竟陵王的西邸。刘绘是年轻后学者的首领,他机敏善于领会别人的意图,有多方面的才能。当时张融、周颐都很有言谈的技巧,退融音调缓慢语意清晰,周颐语辞华美出言快捷。刘绘的谈吐,抑扬顿挫,别有风韵。时人评论他说:“刘绘贴近房宅,又另开一条门径。”说是刘绘的谈吐在张、周二人之间。

鱼复侯萧王飨被杀后,豫章工萧嶷想要安葬他,召来窒噬告诉这件事,让他写份奏章。刘绘要他拿来纸张笔墨,不多一会儿便写成了。萧嶷衹补充了八个字“提携鞠养,俯见成人”。于是赞叹说:“弥衡怎能超过他呢!”后北魏使臣到来,刘绘由于很能辩说,所以被敕命接待北魏使臣。事情完毕之后,照例要编写《语辞》。刘绘对别人说:“无论怎样润色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符合我说话的语言韵味是很困难的。”

刘绘事奉兄长刘悛很是恭谨,与别人说话,说到兄长时也称为“使君”。隆昌年间,刘悛犯罪将被处死,刘绘俯伏在宫门前请求代替兄长去死,高宗萧鸾当时辅佐朝政,解救了他。并召他担任镇军长史,转官黄门郎。高宗萧鸾任骠骑将军,以刘绘为辅国将军,谘议,领录事,掌管各种文书。高宗即位,刘绘调任太子中庶子,出任宁朔将军、抚军长史。

安陆王萧宝侄任湘州刺史,以刘绘做冠军长史、长沙内史,代理湘州事务,将军照旧。萧宝晅的妃子是刘悛的女儿。萧宝晅爱恋她的侍婢,刘绘却把侍婢抢夺过来,并将这些全都告诉给皇上,萧宝晅因此非常恨刘绘,与他不和。

刘绘因遭母丧而离职。他生性孝道。在墓地守丧三年,吃粗劣的饭食。服完丧,又任宁朔将军、晋安王征北长史、南束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刘绘虽然性格豪爽侠义,但很厌恶武事,喜欢博射这类文雅的游戏,他从来没有骑马征战。兄长刘悛死后,廷议要追赠平北将军、雍州刺史,诏书已经发下,刘绘请尚书令徐孝嗣把它改掉。

及至梁王义师兴起,朝廷以刘绘为持节,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刘绘坚决推让不肯就职。大家都认为刘绘是因为朝廷政治昏乱,深感心灰意冷,所以才始终不肯接受这一任命。束昏侯于是改用张欣泰来担任这个职务。刘绘调任建安王车骑长史,代行藩国事务。梁王义师包围了建康城,南兖州刺史张稷总管城内军事,他与刘绘交情非常深厚,准备谋划废立大事,便接连几夜和刘绘交谈。束昏侯被杀,城内派刘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人把束昏侯的首级送到石头戍梁王萧衍处。刘绘调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和帝中兴二年,刘绘去世,享年四十五岁。刘绘撰写《能书人名》,自己说很善于飞白笔法,言谈之间,颇爱矜持夸耀。

弟萧瑱,字士温。喜爱文学辞章,酒量非常大,不贪图财物.荥阳人工蛊远善于画马,刘蔓善于画女人,人们把他俩并列第一。他官至吏部郎。比窒噬早死。

史臣曰:刑与礼看似相对,一是劝善的法则,一是戒恶的法规,从最浅显的道理上说,它们都是治理世事的方法,是不分先后的,所以它们都是统治者防乱的堤坝,束缚百姓的绳索。为政最正确简练的办法,就是公平划一,如果忽轻忽重,多次改变,就会叫人无所适从。法律条令的根本,在于文词简约而内容丰富;按照实际情况,依据法典施行处罚。由于文辞有所出入,因而含义便会有所增减,造就造成判罚的尺度有宽松舒缓与严猛残酷的不同。因为治理的方法不止一种,而前代治狱者审判的案例,衹要后代主管者认可,便往往援引采用。这一紧一松一严一宽,经过历代的累积,法律条文就会逐渐产生讹误。所以同一刑法就形成了不同的标准,于是刀笔之吏便藉机售奸,兴起了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风气。禀承上司喜怒好恶的态度,伺机获取千金之重的奸利。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能够再生,并不是他们没有犯罪,而身戴木枷囚禁牢狱的人,未必不是受冤屈者。下吏和厂司之间,仅凭公文行事,没有谁会去精心审察案情;申理枉曲,平议案件,并不是治狱者的当务之急,衹须依据法律去判罚,也就不会有什么罪殃。至于那些治理百姓的郡守县令们,有繁多的事务需要处理,如果按情理去顾惜百姓,就不必送交狱官审理,若是按照律令定罪,那么再轻的处罚也是因为其有罪。由于纲罗太密法典太繁,所以往往造成法律条文与情理的互相矛盾。人世间盗贼总会有的,要都给予惩罚是难以穷尽的。想用严猛的刑法求得实效,按情理或许是这样,要扫除高官豪门的淆乱法律,取得实效也就为期不远。所以永明年审定法律,多采用优待宽松的条文,治狱而不损害仁爱之心,但也受到过分宽宏大度的牵累。凡律令最重要的是一定施行,最可恨的是条文的错乱烦杂。

赞曰:袁彖徇私情而埋葬亲戚,犹可体谅他作为人子的孝情。孔稚珪性格平和清疏,但能够上表劝谏罢兵。刘士章机敏聪悟,能树立良好的行为砥砺自己的名声。

城东早春句解

“诗家清景在新春”,诗人在京城东郊游玩时,看到初春的景色,不禁由衷地赞叹。但他并未实写春色,而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赞叹道:新春时节真是诗人描写美景的最佳时刻啊。这样的“起”法令人意外,也让人产生好奇: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绿柳才黄半未匀”,第二句“承”第一句,开始具体描写早春景色,也是对上一句的回答。早春景色何其多哉,仿佛从哪里说都是可以,但从哪里说又无法总括全部。诗人别具匠心,只单从新发的柳芽入手,抓住其“半未黄”的特点。试想清爽的春风拂动下,柳条微曳,新芽初绽,星星点点的嫩黄点缀在柳枝间,柳树整体的颜色还未匀称净尽。这样的景色充满希望,盈溢生机,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由柳芽之姿而现早春之景,可谓独辟蹊径,令人称绝。